指导性案例应该是裁判正确的案件，这一正确性既包括认定事实的准确性，也包括适用法律的准确性。

《牛津法律挚友》的相关界定是：同年龄16岁以下的的性关系，即使有她的同意，尽管不是强奸，也是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以及刑法的358至360条规定中有关幼女的一些规定都大致可以视为这一公共政策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

如果十三号星期五发起进攻非常重要，那么，他也许就要努力教育士兵摆脱他们的迷信。[20]这样做的道理在于法官没有比立法机关更好的途径，也没有更高的合法性去对这种争议的经验问题作出判断，相反立法机关至少有这种政策选择上的合法性。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还有哪些可能的人群是否可能同14岁以下少女发生性关系。[25] 有关居港权的争议之始末的减少、分析和讨论，可参看，陈弘毅：回归后香港与内地法制的互动：回顾与前瞻，《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与比较》，香港法律教育信托基金〔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2—23。[3] 原准备提交一个完全的附录，但由于资料大多，既可能浪费杂志篇幅，而且真正关心的人也不会多。

关于卡尼曼的研究简介，可参看，卡尼曼的挑战，《社会科学报》，2002年10月31日，页7。它事实上将选择性地将这个社会最为唾弃且最无法容忍的一种同幼女的性关系豁免了。值得深思的是：改革开放是否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内在价值曾使得改革开放富有活力与生机，并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答案是人民的正义。

相形之下，普通民众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且相对较少地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权贵正义是权贵力量居于支配性地位的正义形式。然而，曾经给社会带来普遍活力与凝聚力的普遍、普通的正义，在近年来事实上被不同程度地搁置、置换。思想、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

其二，这种客观的正义是城邦国家的原则，并据此衍生出用以判断是非曲直的礼法，进而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选择与坚持人民的正义，只不过是要否定权贵的正义，否定权贵对底层普通民众正当权利的侵害，追求整个国家各阶层共同幸福生活的正义。

这样看来，森的这种比较的进路，又离不开柏拉图、罗尔斯等人思想方法中所隐含的重要思想内容：正义的理念（或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这一正义自身的实质规定）及其背景性制度安排。因而，在当代中国谈论正义及其具体内容，就得首先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明白人民现时的基本正义诉求。这是社会存在着的一种基本事实。30年前，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争取自己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走向人民的正义。

而这与其说是理论建设创造，不如说是思想解放与理论勇气———坚持百年来追求自由、民主、宪政的正义方向。权贵集团事实上支配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资源的使用及其分配，并拥有话语权。然而，一方面，这是一种由政策倾向性决定的致富路径。由此可见，正义不是空洞的，它有其自身客观规定。

这正是当下社会正义问题为人们广泛重视并提出的基本缘由。背离这种正义，社会就停滞、混乱。

在存量财富分配上，金融资本与房地产资本通过特殊方式，将许多普通民众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微薄财富以及未来数十年中可能积累的财富，转移至囊中——其具体表现就是社会大众的有效支付能力显著不足。这个社会已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相去甚远、甚至彼此冲突的正义诉求。

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国民经济，使人民免除饥饿，就是人民的最大利益，因而，它理所当然地是人民的正义要求。权贵正义是基于社会结构阶层关系、以及不同阶层对社会的支配力角度，对实存正义内容的认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基础之上的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的主导思想之一。权贵资本对普通民众在增量与存量双重意义上的恣意掠夺，是当前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所在。从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论述中不难体悟到：在一个社会中，当正义问题被提出时，就先在地隐含着它是弱者的声音。三、日常生活的正义实践路径正义是对不正义的祛除。

它既不是少数人的正义，也不是部分人的正义，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正义。不过，对于一个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特权、身份、等级、集权制的社会，对于一个尚未消除特权、尚未建立起平等基本自由权利背景性安排的社会，一切日常生活的相对改善这一相对正义，却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指向，这就是人民的正义，就是消除特权与身份等级差别，人人权利平等，以及以此为内容的宪政法治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制度性安排。

进入专题： 正义 权贵正义 人民的正义 。不过，森对罗尔斯的上述批评似乎又缺少足够的力度。

这正是导致当前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缘由。无可否认，过去30余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仅使国家综合实力空前提高，而且亦以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大规模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使许多人摆脱了饥饿、过上了小康生活。

提出建设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必定有其历史规定与现实内容，必定有其需要克服、纠正的某种实存社会关系及其秩序。不过，正如柏拉图本人晚年所认识到的那样，尽管哲学王是最理想的治者，但是，在现实可行的意义上，法制是最好的统治方式。人们要使其权力足以攫取私利，往往不惜违反正义。过去30余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奠基于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之上。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总体上是理想主义建构式的，从理想的正义原则出发，推演出制度正义的复杂内容及其要求。弱者诉诸正义渴求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渴求扼制强者攫取私利、侵犯弱者正当权益的恶行。

在森这里，正义不再是一种先验、抽象、绝对、完美的东西，而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具体现实，且这种正义可以通过民众的公共理性得以判断。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近30余年发生了巨大变化。

30多年前，我们顺应民心，选择人民的正义这一基本价值方向，通过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发掘出社会财富创造的动力源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顺应了人心，开始了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追求。

应当重视这种日常生活改善中的正义追求。父权式正义是具有父爱心的家长垄断权力、并在家庭成员间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正义形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似乎是细微琐碎的，但生命尊严、人格平等等基本自由权利就通过这一系列细微琐碎体现，且通过这种日常生活改善的积累，会发现与提出重大社会问题，并为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创造条件与机会，变量为质。亚里士多德的这两段论述有几重含义：其一，存在着正义本身，正义是客观的。

尽管森承认建构恰当的制度在提升正义事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森主张在克服不正义的过程中建立与完善正义制度。农村联产承包制与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核心是放权，使农民与经济活动者作为主人、主体出现在生产活动过程中。

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不是寻找一种新的正义理论体系，而是能够勇敢地直面现实，学习、掌握、借鉴人类在创造当代文明中所创造出的既有正义思想，在学习、借鉴中根据中国的特殊境遇与问题而有所创造。人民的正义这一社会正义秩序，不是外来力量加予的，而是人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反抗强权与专制、反对不公、追求平等权利实践的产物。

在前述父权式正义、庸俗功利主义正义背后，隐藏着的是权贵正义。如果在阶级对抗、社会分裂，在人民与敌人二元对立的思维中来理解人民与人民的正义，则将陷入误区。